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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紀念的忘卻《亞洲周刊》

文：王兟

張國榮走了，媒體追逐報道他的死因，揣測他因「同性戀假面人生」、「拍片撞邪」等而尋死，反映文字背後中國人傳統的尖酸刻薄，令人不寒而慄。希望借此文章，喚醒人們的同情和寬容。

小時候讀中文課本，學習了魯迅先生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不太記得文中的具體字句及情節，只記得當時不到十歲的我讀此文章感動得熱淚盈眶，有了一日之間更成熟了、長大了、懂事了的感覺。當時有深深的體會，一篇言簡意賅的文章，道出幾句人生哲理，使讀者為之叫絕、為之震撼。

這一兩日來，各種報章雜誌充滿了關於張國榮的紀念文章。但很多文章令人反感，令人震驚，使人覺得絕情。今晚離開辦公室前一本最新出爐的《亞洲週刊》到了我的桌上。封面上以《張國榮墮樓死亡之謎》為賣點，副標題斷然下結論：同性戀假面生活的痛苦宿命。

我本與「哥哥」不熟，我也不是香港出生長大，並不是對他的音容笑貌有深刻印象，本來是沒有資格寫文章來紀念他。既然不是「有感」怎麼「而發」呢？

但是當我像其他讀者一樣好奇地一口氣讀完《亞洲週刊》的文章，想找到謎底的時候，不但沒有得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只感覺到一種充滿著市儈氣息的幸災樂禍。文章用道聽塗說、支離破碎的傳聞，從事發後翌日小報上抄來拼湊的一些細節，再加上想當然耳的理由及判斷，用一般市井小民最能理解的邏輯及最通俗的常理，毫不猶豫地為張國榮宣布了死因：同性戀假面生活的痛苦宿命。這其實不是為張國榮宣布死因，因為根本不可能知道，甚至沒有人會真正知道張國榮尋死的真實原因。文章其實是在張國榮死後再對他宣判死刑﹗同性戀假面生活的痛苦宿命﹗這短短的十二個字裡包含了幾個惡毒的判斷及假設：同性戀者肯定就是戴著假面生活，生活在假面後的人注定有一個痛苦的宿命，這個宿命就是自尋短見。

文章之所以惡毒，因為這為了賣一篇三千來字的文章，不惜把一個慘死的人拿出來臭罵一頓，而臭罵張國榮的理由完全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假設：同性戀者=自殺宿命。但是文章的罵人，頗有中國封建衛道士的傳統：道貌岸然，站在真理一邊，向社會傳播正統的思想，勸人向上，改邪歸正。用淺顯的道理，說出人生的真諦。

想起文革及納粹

只不過，我在拜讀這些大作時，內心裡不寒而慄，只覺得時光倒流，彷彿回到了文革時代或者納粹時代，那種在自以為是的愚昧年代中，通常出現的粗暴和專橫已經在二十一世紀自由的香港再現了。

「一顆明星在香港非典型性肺炎正在瀰漫的空氣中隕落」，一句尖酸刻薄的開頭語，令我想起小時候小學校門口有人向裡面喊「快出來看槍斃人的車隊」，不滿十歲的我急忙跑到校門口，看見十幾輛軍車，每輛車上有荷槍實彈的軍人，用手按著面色蒼白，頭上掛著大牌子，寫著姓名並被打了叉子的牌子：「張伊伊」，二十幾個被剃了光頭，遠遠看去很年輕，不過廿來歲的人，渾身發抖地，身不由己的去接受「宿命」。馬路兩邊的小學生議論紛紛，「這些都是壞人」，「死有應得」，「逢年過節以前，都要槍斃一批﹗」

我記得自己發現校門口貼了一張白紙黑字名字上打了紅叉子的判決書：「張伊伊，男，江蘇人，廿一歲，因流氓打架活動，屢教不改，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還記得當時心中一沉，「我也打過架啊，他才有我的年齡的一倍啊」，看著遠去的刑車，心裡不由對那個廿一歲的小伙子同情起來，再看看周圍的同學們那個有如看大戲過節一樣的興高彩烈，那個議論紛紛，那個對將要慘死的人的不屑於齒，突然覺得自己成熟了，長大了，懂事了。只不過當時我還不能真正的懂得那些被槍斃的小伙子的父母親人的感受。今天拜讀了《亞洲週刊》的大作，突然感受了張國榮親人的內心痛苦及追憶。

其實，我們中國人歷來有封建社會的傳統，對個人的尊重，從來比不上對國家、社會權威的尊重，生命的價值在功利主義的度量中，顯得渺小，人性的真實也在世俗的倫理道德裡失去了應有的色彩。

要有起碼的同情與寬容

我們雖有五千年文明，卻缺乏一點起碼的同情心及寬容心。不然在古代怎會有那麼多百姓像過節一樣地去看別人被砍頭、被處絞刑；在近代怎會有人拿饅頭去蘸死囚的血為兒子醫病；在文革期間怎會有小學生你擠我、我擠你地去看一批比他們大不了幾歲的人被押赴刑場。在今天的香港，怎會有那麼多的人去興致勃勃地談論張國榮一定是因「假面人生」，「拍驚慄片不能抽離角色」，「拍片撞邪」，「女人吃醋」而尋死。

沒有人去同情，但有誰想過，可能在古代被砍頭的人是因為在皇帝面前說錯了一句話﹔可能在近代被處死的人是一個年輕知識分子，學了點馬列主義；可能文革期間那個被槍斃的人只是和一個女生自由戀愛並與情敵打了一架；可能張國榮只是患上了抑鬱症而不能自拔。

我是不同意一個人去自殺的。但我可以理解、同情一個人去作一個最後的、不得已的選擇。記得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在電視屏上看見紐約世貿大廈雙子塔上一個個絕望的人從幾十層，甚至一百多層的樓上跳下，跌到地面頓時變成一堆堆血肉模糊的慘不忍睹的鏡頭，我當時非常不理解。但幾個月以後，看到一些僥倖存活下來人寫的文章，以及與大樓中死去的人保持電話聯繫的人所寫的文章，當他們講到由於飛機汽油產生的烈火及濃煙步步逼近，明知是死路一條，有的人選擇與其被大火和濃煙所困，毋寧高空一躍而下求解脫，我是可以理解的。一個最後的選擇，雖然是尋死，也是最後一次自由地選擇。我還見到一對男女，手挽著手從樓上跳下，姿勢幾近優美安詳，對於絕望的人的選擇，你還一定要批評麼？

九一一事件的聯想

可能有人覺得把抑鬱症比作九一一是言過其實。我雖然沒有個人的經驗，但整個世界上因抑鬱症而輕生的人實不在少數。所以，你們也沒有必要這麼不同情張國榮而挖苦他「不管是十八年的恩情還是十八個小時的一夜情，他都揮一揮衣袖，拿掉口罩，躍向生命中永遠的秘密」。這優美的文字與冷酷無情的嘲諷，形成了多麼鮮明的對比，就好像古代看絞刑的百姓，憨厚臉上的眼睛裡充滿血絲的興奮一樣。

寫到這裡，已夜深人靜，想起幾個月之前羅文去世時，在《明報周刊》上讀到羅文好友劉培基的一篇紀念文章，平實的語言裡，把二人從少時相識到一生的友情，把羅文的優點缺點都寫了出來。我不認識羅文，也不會唱他的歌，但劉先生的文章，把人和人的同情心這個最美好的東西，真實的，不加修飾的寫了出來。他的文字沒有《亞洲週刊》的優美，卻令我感動不已。

我不是張國榮的親朋好友，也不是他的Fans，但是為了忘記這些天來的華麗文章、優美文字背後所代表的中國人傳統的不同情及尖酸刻薄，寫上這篇紀念文章，希望喚起你們的同情與寬容，與大家一起去忘記那些令人厭惡的媒體報道吧﹗

王兟──TOM集團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雲南大學理學士，牛津大學管理碩士，以及哲學、政治及經濟文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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