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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或中心映照香江變貌《亞洲周刊》

 

文：李正欣

 

 

張國榮二十六年的演藝生涯，見證了香港文化的轉變，也標誌這城市興旺的一段歷史。「哥哥」留給港人的，不單是美好回憶和精采電影，還是未來的選擇：站在邊緣，或站在中心；做個主角，或做個配角……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潮流文化，以商機配合社會變化，在普及文化中揉合了夢想、娛樂及感性生活，真正廣泛影響了普羅大眾的生活素質。

先談張國榮之「生」。第一次在電視看到「哥哥」，是七十年代末麗的電視業餘歌唱比賽的現場直播。我當時只有十來歲，「哥哥」吸引我的是準確的英文咬字，及拿著麥克風的俊俏模樣。他表演的曲目是美國民歌手Don McLean的American  Pie及Johnny Mathis的When a child is born。當年香港年輕人的潮流文化只局限於「番書仔女」愛聽的英文歌，許冠傑式的廣東流行曲只納入無線電視節目之中。隨著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的飛躍，香港登上世界舞台，張國榮的演藝生涯與時俱進，可算是這城市的倒影。

以青少年為目標聽眾的廣東流行曲七十年代末才在香港興起。那是香港家家戶戶普遍裝置空調、彩電的時代，一般人不再只為兩餐，開始講究享受和生活素質。張國榮一九八三年的《風繼續吹》，意味的是一個世外桃源，深愛的人要離開，兩人仍心靜如水，甜多於苦。這種超現實、完全正面的幢憬，陪伴著港人一段日子。

七十年代的香港一片生機。電視台尋找新星，培養演員，舉辦比賽。張國榮在麗的電視歌唱比賽得獎，順理成章與麗的簽約，其間傑作包括《浮生六劫》，他演一位富家子弟，在家族糾紛中逃不過死劫。當年麗的電視在製作經營及市場推廣方面，比無線電視要遜色得多，張國榮的星運，也一直平平。

 

通俗文化與港人生活

我八一年離港，到倫敦留學。從遠方看著我出生地方的蛻變，人們對錢的價值觀改變了。香港潮流文化帝國，好像跟著我走一般。在倫敦的大量香港移民，雖不聚居唐人街，但每逢週末假期總到那兒逛。當地的錄影帶、唱片店都以第一時間引進香港潮流商品。每年暑假回港，在電視節目上接觸不少劇集主題曲，以及唱片店播放的、現今仍然流行的熱門歌曲。香港電台、商業電台也開始主辦一年一度的什麼頒獎禮，傳媒將通俗文化變成人們生活的重要部分，而林林總總的娛樂週刊，不由分說佔據了娛樂市場。

這段時期是「哥哥」在音樂造詣上第一個巔峰。香港流行音樂界中，他絕對是開山闢地的元老之一。作為年輕人的偶像，青年的張國榮在電影界嶄露頭角。香港文化的興盛先出現在音樂上，但真正發揚光大的藝術媒體卻是電影。

徐克的《倩女幽魂》、關錦鵬的《胭脂扣》、吳宇森的《英雄本色》，把張國榮的不同造型、不同性格、不同年代肖像，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三齣電影都是八十年代中的港產片，造就有份量、有票房、有藝術觸覺的電影新浪潮，而新浪潮的最佳男主角，就是能唱能做、可屈可伸、宜古宜今的「哥哥」。他演的男兒漢，不剽悍，不激憤，而是隨水漂泊、聽天由命；他也演需要哥哥扶持的小弟弟、敗家仔一類型。直至王家衛的《阿飛正傳》，張國榮變成國際電影界注目的新星。

這些電影、這些角色成功與否，不能只用票房來衡量，國際電影節評委才是真正欣賞港產新浪潮影片的人。當年的亞洲影壇也有不少中國星，陳凱歌、張藝謀的《黃土地》一鳴驚人，鞏俐迷倒歐美大批電影愛好者。中國電影人走在一起，憑著香港的資金、人才、國際經驗等帶動內地一批富有天才的電影創作者。

《霸王別姬》在這個極佳環境下，令張國榮在國際藝壇成為天之驕子，他的電影巔峰也出現了。程蝶衣是一個難度極高的角色，影片拍了很長時間，成績十分卓越。程蝶衣挑戰張國榮公開其性傾向。香港式、好萊塢式的傳媒追訪，狗仔隊層出不窮的「大搜查」、「千里追蹤」，給許多公眾人物帶來不少煩惱，張國榮也不例外。他就《霸》片的訪問，把自身的性傾向放在回答與不回答之間，用比喻方式表露，一切盡在不言中。他確實勇於面對公眾壓力，而這種暗示方式也令香港人普遍接受，用平常心和容忍角度，來看待不同性傾向者。

 

港人平常心看其性向

張國榮到了躍上國際影壇的一剎那，很明白他的每一個角色。他由歌星（其中多次宣布退休告別樂壇）而影星，譽滿香港，繼而進入亞洲以至全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初，香港不同行業，特別是金融，不正是利用「中國窗戶」這個名堂開展一番拳腳麼？《霸》片當年象徵了不少希望：中國電影的成就取得全球認同，張本人的電影事業在海外有大好發展機會，中國傳統戲曲是世界傳統文化的遺產。

繼《霸》片後，張國榮把握機會拍了一部純港人文化的《金枝玉葉》。影片反映娛樂事業的人際關係，和明星及歌星接近瘋狂的愛恨交織。張國榮飾演的顧家明感覺圈中的音樂要求，製作上包裝、推廣、編造新星，對他來說已沒有什麼價值了。影片開場也諷刺歌迷的盲目祟拜、歌星心理被逼變得非常緊張。張國榮拍此片前，國際聲譽已屬非凡；此片雖在香港、亞洲都十分成功，但市場目標終究不在全球，這部素質好的港產片，因此失去「入世」的大好時機。

九七問題影響了香港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個人。《春光乍洩》是九七年出品的影片，張國榮與梁朝偉這對銀幕同志，離開香港到遙遠的阿根廷漂泊，生活不羈，愛情不專，對未來沒有抱負，把生命的精神價值與香港人的實事求是徹底顛倒過來。香港及國際影壇有一批人懂得欣賞，但票房反應冷淡，廣大觀眾看不出這套影片的香港寓意。王家衛用這影片描述香港人在外地無根的生存，也深入探索沒有信心、心靈不平靜的一批邊緣人。身處邊緣，才是創作的最佳條件，但也是資本社會、倫理道德、睽睽眾目下最痛苦的地方。

張國榮之「死」，使愛護他的歌迷、影迷震驚，也使一代香港人感到惋惜。他選擇尋死的方式也是十分公開，十分悲愴的。他不俏然地去，卻要讓我們分擔他的憂愁。

他死後第二天，世界各大報章都作詳細報道。因為自殺已變成新聞題目，因為一代之星的殞滅代表了我們生活素質的突來打擊。生活素質包括了看到美麗東西、高級商品及市場搶購的慾望。但張國榮之死不代表他留下的佳作不會變成香港、亞洲以至世界流行文化的不朽貢獻。

 

九七後的必然與無奈

「哥哥」過去二十六年生涯，不但反映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轉變，也標誌香港這城市興旺的一段歷史。過去幾年「哥哥」自我沉寂，間斷地唱歌、拍電影，他好像找不到藝術的去向或長期的目標。這段低沉的日子，和香港自九七年後角色轉變的必然與無奈，與現今香港和中國社會各階層適應中國入世（不單是加入世貿，而是在平等情況下扮演世界其中一個大國的風範）是有關連的。「哥哥」留給香港人的不單是二十多年的美好回憶、二十年的精采電影，還是未來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選擇：在邊緣，或站在中心；做個主角，或做個配角。

李正欣－－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從事流行音樂研究。

 

 

亞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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