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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痛苦體驗真情演出《亞洲周刊》

  

 

張國榮是香港影壇上罕有的演員作者，他以生活體驗演戲，演戲是個除掉面具的過程。至死的一刻，他也選擇了戲劇化的尋死方式，但他只能拉近戲劇與人生的距離，不能跨越生死的界限。

 

論者最大的虛榮也是最大的誘惑，莫過於為評論對象蓋棺論定。本文不是要為張國榮蓋棺論定。作為一個浪漫象徵、一個文化符號、一個表演藝人，張國榮之所以引 人入勝，在於他的曖昧矛盾和不可捉摸。這樣一個人物賞者既眾，評者亦多，但難有公論，更何況定論。我有興趣的，反而是探討張國榮作為演員，對香港影壇產生過什麼影響，又留下什麼遺產（Legacy）﹔他在香港電影史上會佔有怎樣的一席位。

 

張國榮入行二十五年，拍過約五十部電影。他的演技雖然得到廣泛的讚賞，但似乎從來沒有論者將他與周潤發、梁朝偉，甚至黃秋生相提並論。一般的意見皆認為，張是有天分的演員，但在銀幕上的演出時好時壞，尚未足以靠演戲成家。

 

這點我不同意。我認為香港影壇上，張國榮是極罕有的演員作者（actor-author）。他在銀幕上最動人遐思、耐人咀嚼的演出，或纖柔、或華美、或椎心刺骨、或驚悸哀慟﹔都有一種真的假不了、來自生活與扎根於痛苦體驗的真情，一種感情的濃度，及一個活生生的「我」在。張國榮沒接受過正統的戲劇訓練，他作為演員所倚賴的最大資源是他的生活體驗，他受過的傷害，他的恐懼，他的愛與恨，他的血、淚和苦，以及敢於提取這資源的勇氣和決心。

 

這種演戲方法得之於真，這類演員可以成就最動人的演出，但也要冒最大的險。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說過，現實生活是演戲的本質，以假亂真只是演戲的方法。 故此，演員必須入世盡俗、俯仰天地、投入生活、面對自我，對一切都坦坦蕩蕩。對他們來說，唯一的防禦就是不設防。

張國榮未必熟悉威廉斯這套有濃烈殉道者色彩的演戲理論，但他在銀幕上每一次精彩的演出，都是對這套理論的實踐和驗證。這可以從張國榮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烈火青春》說起。

譚家明導演《烈火青春》尾大不掉，敘事吞吞吐吐，結構支離破碎，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套港產片比它更成功地探討香港年輕人的虛無主義。對電影裡面的年輕人來說，青春是一種消耗，成長就是要墜入無聊之境。張國榮的演出最令人意外的，是其漫不經心，點到即止。這個只有二十五歲的小伙子，並不急於在銀幕上證實他懂演戲。然而正是這種從容、不經意，甚至不耐煩，使張國榮成為香港八十年代新感性的代言人。

 

這也是張國榮作為一個演員與眾不同的地方。他演戲往往只使七八分力，演技有時藏的比露的多。這與剛剛再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的梁朝偉的演戲方式大異其趣。梁朝偉總是要給我們太多的演技，卻在這過程中不自覺地提醒我們真實與戲劇的距離。

 

九一年的《阿飛正傳》，今日重看，仍像張國榮親筆的書簡、隱私的日記。張國榮是《阿飛正傳》的作者更甚於王家衛，沒有張國榮的《阿飛正傳》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這套令人神傷的電影中，張國榮透支了他童年的不快，他對父親的怨恨、母親的失望，塑造了一個感情上一無羈絆，卻經常受困於一種無始無終無邊無際，帶有自虐宿命的悲觀情結的浪子形象。張國榮的演出，初看，偶看，覺得放浪形骸﹔多看之後，回味之餘，才發現其世界之寂寞蕭條。他的舉手投足，依稀可聞他無奈的低迴、獨客異域的滄桑。

 

 

同性戀三部曲可貴

 

英國詩人艾略特說，詩是個性的逃避，非個性的表現。對大部分演員來說，演戲是一個戴上面具的過程，但對張國榮而言，演戲是一個除掉面具的過程。張國榮的同性戀三部曲《霸王別姬》、《金枝玉葉》和《春光乍洩》難能可貴，因為它不但證明了演戲是心靈溝通的藝術，誠則靈，才能感人﹔還紀錄了一個同性戀者勇敢地站 出來，承認自己的性取向的心路歷程。

 

這種演戲方式，說穿了其實建基於一種生活態度，一種誠實忠於自我的生活態度。問題是善用劍者往往死於劍下，熱愛生命的人最受生命折磨。張國榮選擇這種方式演戲，便要把應該忘掉的不快牢記，把別人難於啟齒的愛，宣諸於口，把蠶食心靈的恐懼一抱入懷。一如他在《東邪西毒》飾演的東邪黃藥師，對張國榮來說，回憶既是堡壘，亦是監獄﹔切膚之痛的愛既是痛苦，亦是力量的泉源。

 

他的遺作《異度空間》令人悚然暗驚，不因為生活對藝術的模仿近乎亦步亦趨，而是張國榮再一次將現實生活的矛盾、鬱結和困擾，赤裸裸地帶上銀幕。演戲對他來說，再一次變成了一個面對自我、挑戰自我的過程。從來沒有一個演員，至少香港的演員，像張國榮那樣義無反顧地將演戲視作一個發現自我，甚至自我救贖的媒介。從這角度看，《異度空間》在中外古今的電影史上皆佔有一特殊地位——它探討了電影的自療的潛力與極限。

 

西諺有云：一日演員，一生演員。張國榮至死的一刻，仍然是一個演員，仍然當自己是一個演員。這解釋了有關張國榮自殺的兩大疑團：他為何選擇跳樓這方式自殺（那是一種戲劇化的自殺方式，一種演員尋死的方式），以及他為什麼要在死前叫他的經理人去他躍下的地方等他（他需要一個觀眾）。當然，作為一個演員，張國榮最後只能拉近戲劇與人生的距離，而不能跨越生與死的界限。

 

 

生活最大悲劇是麻木

 

歷史上其中一個最著名的同性戀者，十九世紀末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認為，生活最大的悲劇並不是它令人心碎——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而是令人變得鐵石心腸、麻木不仁。張國榮的人已逝，但他的一顆心永遠是熱的，跳動著的，這是我們每一次看張國榮的電影、在舞台上的演出，甚至接受訪問，都心領神會的。也許這就是張國榮作為一個演員、一個表演者，以至一個人，留下的最大遺產。

  

林沛理──香港文化評論家，英文《南華早報》影評人。

 

亞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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